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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ca88唯一官网良渚末期遗存及相关问题试析

发布时间:2020-01-22 02:04

  对良渚末期遗存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在比较诸家观点的基础上,以好川墓地各种演变规律清晰的典型器物和组合为标尺,并结合年代分期较明确的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相关器物,可以推定良渚末期遗存相当于好川三期后段到四期前段,与大汶口文化第10~11段偏早年代接近;而钱山漾文化早期的部分遗存年代可追溯到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最末期(第11段偏晚)。良渚末期遗存阶段极有可能是良渚文化复杂社会机制解体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之交阶段,环太湖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以延续本地传统为主,此时大汶口文化前锋已抵达宁镇地区,并初步影响到了环太湖地区。之后大规模的北方文化因素南下对环太湖地区产生了强烈辐射,进而催生了以钱山漾遗址为代表的典型钱山漾文化的形成。

  基金:河北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海岱地区与南邻文化区互动关系研究”(项目号:4); 河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石器时代河北平原与海岱地区互动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HB19KG004)的资助

  近年来,随着以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公布,关于良渚文明的讨论在国内外掀起了又一个热潮。与此同时,很多学者意识到,良渚文化分期与年代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制约着关于良渚文明课题研究的深化。而良渚文化与钱山漾文化的分界又是这一问题的重点之一。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有多位学者围绕良渚末期遗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自己对这类遗存的浅见,并就其与钱山漾文化之关系略作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当前,很多学者认为以上海青浦福泉山M40为代表的平口实足鬶(实足盉)遗存要早于以浙江桐乡叭喇浜H2为代表的捏口矮颈肥袋足鬶遗存。[1]现在看来,后者并非良渚文化的最晚阶段。捏口矮颈肥袋足鬶之后的文化遗存,即良渚末期遗存,由于发现少且多出于年代跨度较大的单位(如地层或长时段存在的沟、灰坑、水井),器物组合不明确,因而对其年代和性质争议较大(表一)。[2]

  位于浙西南金衢盆地的好川墓地所代表的文化遗存与良渚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好川遗址先后发掘了100座墓葬,延续时间较长,早期墓葬中发现较多典型的良渚文化晚期遗物,而晚期墓葬则基本不见良渚文化特征的遗物。[3]这批墓葬资料是认识良渚末期遗存的理想参照系。根据好川墓地器物群的特征及演变规律,环太湖地区以捏口矮颈肥袋足鬶为代表的遗存,与好川墓地第二期至第三期前段年代相当。好川墓地从三期后段开始,良渚文化中常见的阔把杯、双鼻弦纹壶、簋、圈足盘等少见或不见。因此环太湖地区相当于好川墓地三期后段到五期的遗存就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

  梳理表一中学者讨论所涉及的遗存,笔者将垂棱豆、圈足盘、袋足鬶、单把杯、管流盉等较典型器物与好川墓地同类器进行系统对比,进而将环太湖地区晚于捏口矮颈袋足鬶的良渚文化遗存分别划归到与好川墓地对应的期别中(图一):

  垂棱是好川墓地陶豆最主要的装饰手法之一,年代从好川第三期延续到第五期,其中F、H型豆都有垂棱从短变长的趋势。上海青浦果园树地层出土两件垂棱豆,其中T3∶5敞口,垂棱较小,喇叭形圈足外撇,柄部饰两个圆形镂孔(图一∶2),形态介于好川H型Ⅰ式与H型Ⅱ式豆之间(图一∶10、11)。[4]浙江余杭庙前G3所出豆盘G3(1)∶350折腹小平底,折棱微弱,年代与之接近(图一∶1)。庙前H7所出垂棱豆H7∶1、H7∶3敞口折腹、垂棱较小,喇叭形圈足有圆形镂孔(图一∶3),形态与好川M18∶23相近,相当于好川三期后段(图一∶12)。[5]上海松江广富林TJ12所出垂棱豆TJ12∶8(图一∶4)则与好川四期前段的M65∶8近似(图一∶13)。[6]

  良渚文化中鬶的演变规律一直比较模糊,好川墓地中揭示出完整的袋足鬶演化序列,其形态演变趋势为:从捏口到捏口相叠成流再到管流,颈部由矮到细长,袋足逐渐瘦小。这使得环太湖地区各类单位中出土的陶鬶有了可资比较的年代标尺。庙前G1所出长颈鬶G1∶47,H3所出长颈鬶H3(1)∶310、矮小袋足H3(1)∶12,作风(图一∶6~8)与好川四期前段同类器近似(图一∶14)。广富林TJ12中所出袋足鬶TJ12∶6(图一∶9)与好川M70∶1造型近似(图一∶15)。

  环太湖地区曾是最早使用并流行大口尊的地区之一,但良渚晚期阶段的大口尊不太常见。广富林H93中即出土一件大口尊残件(H93∶57),根据TJ12叠压H93的地层关系及这件大口尊的特征判断,两个遗迹单位时代亦应接近(图一∶5)。

  管流盉是好川墓地典型器之一,在浙江湖州塔地遗址中出有一件管流盉,短流、矮领鼓腹,[7]宋建对其年代已有精到分析。[8]笔者认为这件管流盉形态与好川三期后段的M14∶15更为接近。

  以上单位或遗物的年代大体与好川三期后段到四期前段相当。浙江萧山茅草山晚期的圈足盘、大口尊、鬶、亚洲城ca88唯一官网豆等器形与上述单位中同类器作风一致,亦属此段。[9]

  据翟扬观察,吴江龙南遗址88H1所出的袋足鬶形态与好川四期后段同类器相似,而早于广富林H128的细颈鬶。[10]江山山崖尾H1出土的长颈袋足鬶H1∶1(图二∶1)形态与好川的A型Ⅴ式、Ⅵ式鬶接近(图二∶10),年代当与龙南88H1陶鬶接近。[11]

  诸暨尖山湾的垂棱豆T35(4)∶20,垂棱较长(图二∶2),与好川四期后段M60∶12形态接近(图二∶11)。山崖尾H1垂棱豆H1∶4(图二∶3)与好川四期后段的M29∶11近似(图二∶12)。我们还注意到表一中很多遗迹单位所出的圈足盘均为卷沿折腹圈足外撇,其形态特征与好川的垂棱豆豆盘非常接近,这应是同一时期器物制作手法相似的表现。如余杭卞家山码头遗迹中圈足盘T2(11)∶1(图二∶4),尖山湾圈足盘T24(4)∶28(图二∶7)、T14(4)∶27,余杭文家山圈足盘T0402(2)∶27(图二∶5)等即与好川五期H型Ⅳ式豆(M28∶4)一致(图二∶13)。另外像卞家山T3(11)A∶31(图二∶8),圈足上部饰成组圆形镂孔的作风在好川四期后段垂棱豆M21∶6上亦有反映(图二∶14),同时后者形态还与卞家山T4(11)∶145(图二∶6)、T3(11)A∶14接近。

  广富林鼎口沿TJ12∶18,折沿、沿外缘有小平台、口沿与腹部结合处有竖向短条纹和捺窝加固痕迹。丁品认为其与钱山漾文化的大鱼鳍形足鼎接近,可归入钱山漾文化。笔者赞同丁品的观点。[15]

  庙前J1第(1)层管流盉J1(1)∶14、15长流较直(图二∶9),与好川四期后段的M49∶11风格一致(图二∶15)。[16]

  以上单位或遗物年代大体与好川墓地四期后段到五期相当,与尖山湾早期遗存近似的三亩里晚期遗存可划入本阶段。[17]

  这样,环太湖地区晚于矮颈袋足鬶的遗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相当于好川墓地三期后段至四期前段、四前后段至五期。我们认为前一阶段属于良渚文化末期遗存,而后一阶段可归入钱山漾文化的范畴。良渚末期遗存中目前最典型的器物有中长颈瘦袋足鬶、短垂棱豆、圈足盘,另外还有侧扁足鼎、大口尊等,相信随着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更多的良渚末期遗存器物或单位会被发现和辨识出来。

  目前一般认为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一早一晚,基本填补了环太湖地区相当于龙山时期的文化空白。从钱山漾遗址钱山漾文化的内涵来看,其晚期部分遗物已与广富林文化同类器十分接近,如侧扁足鼎T1101(7)A∶47、D型鱼鳍足鼎T1001(9)B∶49,中腹饰弦纹,前者鼎足为带按窝的侧扁足,后者底部出现交错绳纹,鱼鳍形足变瘦长。[18]丁品指出目前所认识的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还不一定是钱山漾文化的最早期,其上限有延伸的可能。[19]尽管目前对钱山漾文化进行细致分期的条件尚不充足,但还是有一些线索可循,前文所划分的相当于好川第四期后段到五期的遗存中大部分可能就属于钱山漾文化的最早期。下面以侧扁足鼎、中长颈袋足鬶、大口缸等器物为例进一步分析。

  良渚文化中年代较早的侧扁鼎足见于浙江桐乡新地里H1、M122及地层,余杭茅庵里5B层、桐乡叭喇浜H2等单位,年代相当于好川墓地第一、二期。其中茅庵里5B层中即出土了61件之多,但还不是主要的鼎足,特征是横截面为扁平椭圆形,足尖宽平,素面或有一道刻划。鼎身有与T字形足鼎近似的矮领,缓垂腹也有卷(折)沿鼓腹。赵晔认为侧扁足鼎在良渚文化晚期不是突兀出现的新文化因素,而是在本地区长期发展,最终成为主流炊器。[20]三亩里晚期、文家山第(2)层、卞家山码头遗迹第(11)层、尖山湾下层、葡萄畈第(4)层、广富林Ⅰ区T1239第(11)层等单位的鼎(鼎足)以卷(折)沿盆形侧扁足鼎为主,这些遗存中大多又出现了少量的大鱼鳍形足鼎,反映出主体内涵还与良渚文化有一定联系,应属于钱山漾最初阶段(图三)。

  龙山早期阶段细高颈鬶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江淮一带。北阴阳营H2所出长颈鬶H2∶2,颈部占全器的比例不足一半(图四∶1),与好川第四期后段的M62∶36近似(图四∶2)。H2的年代据栾丰实研究,应属于大汶口文化最末期。[21]因此,龙南88H1之陶鬶也极有可能与之年代相当。而皖北尉迟寺遗址出土的细颈鬶M67∶11,根据器物组合判断年代已进入龙山初期,形态亦有所演进,表现为颈部更为颀长(图四∶4)。典型的钱山漾文化细高颈鬶H128∶76与之相似(图四∶3)。广富林遗址出土过一件钱山漾文化陶鬶,颈部特长且粗,三瘦袋足偏小。[22]该器比例失调,头重脚轻,显然已走到了器物演化的尽头,应属于钱山漾文化最晚阶段的器型。可见,不能将所有细高颈鬶笼统地归入同一时期,像龙南88H1所出陶鬶,宜作为钱山漾文化早期阶段的代表器物。

  三亩里大口缸T0509(4)A∶51上刻画符号与陵阳河M17∶1近似,均为方唇,折沿,拍印横篮纹的风格也相似。[23]钱山漾遗址下层出土的大口缸,侈口卷沿,圆柱形腹,下腹部有附加堆纹,风格与杭头、大朱村遗址大汶口文化末期、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大口尊近似,尖山湾A型缸T14(4)∶40年代亦与之接近(图五)。

  综上,以尖山湾早期、三亩里晚期遗存的主体为代表,包括卞家山、文家山、葡萄畈、广富林、山崖尾[24]等遗址相关遗存应归入钱山漾文化早期阶段,这一阶段发现的文化遗存较少,器类不多,整个太湖地区似乎处于比较萧条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以(刻纹)大口尊为代表的个别大汶口文化末期因素显而易见地出现在了本地。考虑到钱山漾文化最典型的器物之一———大鱼鳍形足鼎业已出现,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也完全不见,因此宜将其作为钱山漾文化的开端,其年代上限或可进入大汶口文化最末期。

  由于目前发现的钱山漾文化遗址面积均不大,缺乏中心聚落和高等级墓葬,所以这里仅从日常生活用器、生产工具、居住方式、遗址分布区域等方面对良渚文化末期与钱山漾文化的共性和区别进行总结。鉴于良渚末期遗存偏少,我们加入了年代更早一些的相当于好川二期到三期前段的遗存以更好地观察良渚文化向钱山漾文化的过渡。

  在陶系方面,从良渚晚期到钱山漾早期的变化主要在于泥质黑、灰陶比例的下降和夹砂红、灰陶比例的上升。精美的磨光黑陶器大量减少、世俗化的炊煮器增加是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研究认为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陶系的区别不是一种突变而是渐变的过程,即龙山晚期黑陶比例就开始逐渐减少。[25]尽管尚缺乏良渚末期的关键资料,但环太湖地区可能并不存在类似的趋势,因为矮颈袋足鬶遗存阶段,许多遗址中仍出土大量的磨光黑陶器,如嘉兴雀幕桥木板坑、吴县澄湖古井等,有确切统计资料的桐乡叭喇浜H2中泥质灰、黑陶比例高达62.7%,而三亩里晚期遗存中比例则只有20.6%,足见其变化之大。[26]

  器类方面,钱山漾文化的鼎、鬶、豆、壶、尊、罐、瓮、圈足盘、盆、器盖等与良渚文化有明显的继承性,已有学者作过详尽分析。[27]下面择要对鼎、鬶、豆三种器物再略作讨论:

  钱山漾文化的大鱼鳍形足鼎折沿,鼔腹圜底,沿外缘有小平台的特征与属于良渚末期遗存的广富林T1239(13)∶46极为近似,再往前追溯则是良渚晚期常见的折沿垂腹T字足鼎;据赵晔研究,良渚文化中鱼鳍形鼎足并不是传统认为的单线条地外缘不断加宽向T字形鼎足演变,还存在一条逐渐宽扁的演化轨迹。[28]如是,则大鱼鳍形鼎足极有可能源自良渚晚期鱼鳍形鼎足。钱山漾文化早期的卷沿折腹盆形侧扁足鼎,其来源前文已有分析,此不赘述。

  环太湖地区良渚末期的完整袋足鬶有零星发现,除了广富林TJ12∶6,良渚遗址群长命柏树庙遗址采集到一件袋足鬶,高颈捏流,袋足较尖、有变瘦的趋势,形态上较典型的矮颈肥袋足鬶更晚;良渚博物院收藏的一件袋足鬶形态则又进一步变化,捏流呈管状,颈部较长,溜肩、瘦袋足,已接近属于好川四期后段M49∶19。上述3件器物可作为良渚末期陶鬶的典型代表,这样环太湖地区从良渚晚期到钱山漾文化袋足鬶的演化序列基本可以连接起来。

  环太湖地区良渚末期的豆多为镂孔垂棱豆,个别钵形豆盘,与钱山漾文化中数量较多的卷沿折腹粗柄豆有较大差异。其实良渚文化矮颈袋足鬶遗存阶段的豆发现不太多,而粗高圈足盘则更常见,钱山漾文化中粗柄豆和高圈足盘作风完全一致,因此良渚晚期的矮圈足盘与钱山漾文化粗柄豆二者的亲缘关系更密切。

  在石器、骨木器等方面,钱山漾文化较良渚文化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在聚落方面,三亩里晚期遗存沿用良渚晚期的土台;龙南遗存延续良渚晚期的村落;钱山漾遗存为反复营建和居住形成的低台地;文家山则是在良渚晚期墓地之上;葡萄畈晚期在城墙顶部。综上,除了良渚古城一带,钱山漾文化遗存的分布反映出社会层面的较大转变,其他遗址多沿用良渚文化的聚落。房屋建筑方面,钱山漾遗址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建筑均有,沿袭了良渚文化的居住传统。

  弧背鱼鳍形鼎足和细长颈袋足鬶是钱山漾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目前见诸报道的出土弧背鱼鳍形鼎足或细长颈袋足鬶的遗址达24处,在环太湖地区的有10处,钱塘江以南5处,浙西南山地金衢盆地一带4处,新安江流域3处,宁镇—皖江一带2处(图六)。可见环太湖地区作为长江下游的核心文化区,在钱山漾文化时期依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良渚文化向外文化输出的格局。

  1.余杭莫角山2.余杭葡萄畈3.余杭文家山4.余杭三亩里5.湖州毘山6.湖州章家埭7.湖州钱山漾8.吴江龙南9.松江广富林10.金山亭林11.绍兴仙人山12.宁波大榭13.宁波下王渡14.诸暨尖山湾15.桐庐城堂岗16.金华青阳山17.淳安高祭台18.江山山崖尾19.开化十里铺20.歙县下林塘21.歙县新洲22.黄山蒋家山23.芜湖凤凰嘴24.南京牛头岗

  综合来看,从良渚晚期到钱山漾文化时期,区域文化传统得到了延续,这主要体现在,日常饮食器具所反映的生活传统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旧有的劳作方式和居住方式也没有大的变化。在聚落布局以及聚落群反映的社会结构方面,由于钱山漾遗址均为小型聚落,还不清楚,不过太湖南岸的湖州一带,有多处典型的钱山漾文化遗址,分布比较密集,结合良渚晚期高等级大墓在太湖东部、北部出现及原来的良渚古城城墙、大型高台建筑、墓葬区被钱山漾生活居址叠压的现象,环太湖地区的核心地带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发生转移或发散也是极有可能的。总之,良渚文化之后,环太湖地区的聚落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但文化上依然保持了延续和更新。

  栾丰实最早提出了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共时的观点。[31]他认为大汶口文化晚一期(第8、9段)与良渚矮颈袋足鬶遗存年代相当,晚二期(第10、11段)与细颈鬶遗存年代相当。其依据之一就是在安徽肥西古埂遗址存在细颈鬶与相当于大汶口晚期黑陶高柄杯共存的现象。[32]这一观点现在看来仍是成立的。根据上文讨论中涉及的新材料及环太湖地区袋足鬶演化序列的明确,可以进一步更新之:矮颈袋足鬶遗存和良渚末期遗存年代大体与大汶口文化第9~11段偏早相当。钱山漾早期可能追溯到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第11段偏晚。

  在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确立之前,学界曾一度认为良渚文化晚期,文明发生崩溃,且之后环太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文化中断。即便如今这段文化空白已基本填补,考古材料也并未显示出环太湖地区龙山时期的社会运行与良渚文化时期相一致的证据。总之,良渚文化之后,在物质文化和社会复杂化程度上独领风骚的环太湖地区发生了衰变,主要表现为良渚古城的废弃、人工堆筑高台墓地及随葬以大量精美玉器为主的高等级墓葬的消失,造型华丽的各种黑色陶制器皿不见。笔者以为本文所划分的良渚末期阶段可能就是环太湖地区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理由如下:

  矮颈捏口肥袋足鬶阶段,良渚文化中仍存在大型墓葬且继续对外扩张,物质遗存也比较丰富。如寺墩遗址的M5被出有捏口袋足鬶的G2打破,随葬品中尚有玉琮、玉璧等高等级玉器;新地里最晚期墓葬也属于这一阶段。出土矮颈袋足鬶的单位较多,以嘉兴雀木桥木板坑、绰墩河道、叭喇浜H2、亭林M1等单位为代表。在良渚文化分布区的外围,如江苏阜宁陆庄、[33]安徽定远山根许、[34]安庆张四墩、[35]夫子城[36]等遗址中仍可以见到环太湖地区的矮颈袋足鬶或瘪腹高圈足双鼻壶,甚至山根许遗址还可能为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显然,这一阶段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仍较为发达,维持着向外文化辐射的态势。

  而良渚末期阶段,环太湖地区遗存的数量急剧减少,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陶器趋于消失,南方特色的垂棱豆普遍出现,反映出本地文化的衰落。同时,在苏北淮河下游、里下河地区,皖江地区、浙南山区及赣江流域,皆已不见良渚文化的影子。可见,这一阶段良渚文明开始走向没落,势力全面收缩。

  文家山、葡萄畈、尖山湾、三亩里等遗址中都存在侧扁足鼎(或鼎足)与大鱼鳍形鼎足共存且前者为主流的现象,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尖山湾早期等遗存应属于良渚文化晚期晚段遗存,年代上限略早于钱山漾文化且与之共存了一段时间;[37]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年代相当,都属于钱山漾文化。[38]

  比较尖山湾早期等遗存与钱山漾文化的器物,两者均有大鱼鳍形足鼎、素面侧扁足、鸭嘴状凿形足、细柄豆、折沿浅盘宽把豆、卷沿盆、长颈袋足鬶、大口尊等,而区别在于,前者少见大鱼鳍形足鼎、侧扁足鼎占绝对优势,而后者相反;前者折沿罐以素面矮领大口罐为主,而后者则流行绳纹、篮纹、方格纹。前者的垂棱豆、仿垂棱豆式圈足盘也少见或不见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前者仍以本地文化因素占绝对优势,而后者多见北方文化因素。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恰好是环太湖地区受到北方文化影响前后文化因素变动之反映,而非区域差异。前者年代要略早于后者,在与来自北方文化大范围接触后环太湖地区文化面貌发生了本地文化因素减少、外来文化因素增多的变化。

  钱山漾文化中的篮纹、方格纹等纹饰及与其相关的器类(鼎、罐、甗等)显然是来自北方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在鼎身上拍印浅斜篮纹、下腹部饰宽带状附加堆纹、足侧面施数个按窝的作风流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早期的皖北地区,[39]钱山漾文化中少量大鱼鳍形足鼎身有少量的浅篮纹或附加堆纹,在良渚文化中基本不见;淮河南岸的禹会村遗址相当于龙山二期到三期遗存中有较多弦断绳纹、弦断篮纹深腹罐、绳纹甗,[40]钱山漾遗址中同类器与之几乎完全一致,钱山漾遗址早年还出土一件鼎(报告所定Ⅱ式),夹砂灰陶、腹部弦纹、篮纹、绳纹三种纹饰组合,弧背鱼鳍形鼎足素面,这种作风明显是来自江淮地区。[41]此现象应为江淮地区在接受海岱龙山文化影响基础上发展出的本地文化特色,然后经宁镇地区向邻近的环太湖地区传播导致的。

  要之,钱山漾初期阶段,环太湖地区似乎仍是循着良渚末期的余势,只接受了少量来自大汶口文化精神信仰层面的因素,如刻纹大口尊等。而到了龙山初期以后,经江淮地区转承的来自黄淮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因素才得以对该地区产生强烈冲击进而催生了与本地传统具有诸多差异的典型钱山漾文化的形成。换言之,环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复杂的社会管理体制崩溃以后尚有一段相对独立的沉寂期,在这之后才与北方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碰撞融合。

  [1]a.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46~47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叭喇浜遗址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第19~3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a.宋建:《良渚文化衰变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第227~237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b.杨晶:《关于良渚文化晚期较晚阶段的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第62~73页;c.翟扬:《良渚文化晚期遗存的重新认识》,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3集,第169~18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d.陈明辉、刘斌:《关于“良渚晚期后段”的考古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第161~175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e.丁品:《距今4400-4000年环太湖和周边地区古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第176~194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f.许鹏飞:《试论良渚文化的去向---从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面貌谈起》,《东南文化》2015年第5期。

  [3]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好川墓地》,第100~109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新纪元》,第52~53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4]孙维昌:《上海青浦寺前村和果园树遗址试掘》,《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庙前》,第196、264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6]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

  [7]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37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8]宋建:《良渚文化衰变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第231~232页。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杭州市萧山区茅草山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

  [10]翟扬:《良渚文化晚期遗存的重新认识》,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3集,第175~176页。

  [11]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第76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第248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家山》,第93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卞家山》,第24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5]广富林遗址TJ12包含物比较复杂,出土物中还有典型良渚文化晚期的T字形鼎足、沿面带戳点纹的泥质红陶罐。按照考古地层学原理,遗迹中年代最晚的遗物当为该遗迹的年代下限。但据简报已公布材料,该遗迹单位众多陶片中明确属于钱山漾文化的遗物仅有这件鼎,不排除为混入的可能。

  [16]宋建:《良渚文化衰变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第232~233页。关于庙前J1这件器物,单纯从形态上比较,笔者对宋先生的观点深以为然。但考虑到J1第1层其他共存器物尚难明确断代,这件管流盉又缺失领部且为孤例,此处只是客观提出,尚待以后材料充实再分析。

  [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三亩里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0辑,第63~108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湖州钱山漾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

  [19]丁品:《距今4400-4000年环太湖和周边地区古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第177页。

  [20]赵晔:《卞家山遗址良渚晚期遗存的观察与思考》,西安半坡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史前研究(2004)》,第377~381页,三秦出版社,2004年。

  [21]栾丰实:《试论广富林文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第128~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2]陈杰:《禹会村遗址年代的初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第69页图三右下,科学出版社,2014年。笔者在2014年上海博物馆广富林文化特展中亦发现1件同类器,不知是否为同一件。

  [23]山东省考古所等:《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24]最近的山崖尾遗址发掘表明其主体文化面貌属于好川文化,早年发掘该遗址的牟永抗先生曾指出,叠压在H1之上的第(2)层所出鼎足以鱼鳍形足为主,鳍背弓起,突脊如刃,较短矮。他认为应属于弧背鱼鳍形鼎足的范畴。这表明山崖尾遗存中包含钱山漾文化因素。参见牟永抗:《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第156~168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25]栾丰实:《论岳石文化的来源》,《海岱地区考古研究》,第348~36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叭喇浜遗址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第19页。

  [29]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良渚遗址群》,第216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b.杭州市余杭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著:《余杭遗珍---余杭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集萃》,第36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晔先生惠告。

  [31]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

  [3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需要注意的是,简报中云H1出有高颈红陶鬶、黑陶篮纹罐形鼎、蛋壳黑陶高柄杯等,但发表的相关器物却未见编号H1的,又云遗址高柄杯仅出1件(T3(2)∶10),笔者怀疑细长颈鬶T4(2)∶3系地层中所出,T3(2)∶10系H1中所出器物。

  [33]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江苏阜宁陆庄遗址》,徐湖平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第130~146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34]吴荣清:《安徽省定远县德胜村出土良渚文化遗物》,徐湖平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36-1996)》,第154~156页。

  [35]安徽省博物馆:《安庆市张四墩遗址1980年试掘述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研究》第15辑,第150~157页,黄山书社,2007年。

  [3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庆市博物馆:《安徽安庆市先秦文化遗址调查报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研究》第14辑,第170~171页,黄山书社,2005年。

  [37]陈明辉、刘斌:《关于“良渚晚期后段”的考古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第161~175页。

  [38]丁品:《距今4400-4000年环太湖和周边地区古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第188页。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第244~25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40]栾丰实:《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存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第40~54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41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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